《学术|动态》2022年1-4月法律核心论文综述·金融法

编者注：从2022年开始，“学术动态”栏目每年组织3次，1-4月对应月刊1-4期和双月刊1-2期。感谢各位读者的支持。

1.诈骗贷款罪新论

【作者】孙道翠

【项目】《政法》2022年第4期

【摘要】在立法方面，诈骗贷款罪经历了从对贷款诈骗罪的规范补充到合理应对金融监管政策限制其适用的立法过程。 《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其他情节严重”的规定后，有必要重新审视诈骗贷款罪的立法意图和司法政策，防止矫枉过正。信贷资金安全应当是修改对象的具体内容。本罪是后果性犯罪，不能构成基本犯罪水平的行为犯罪或危险犯罪。本罪虽具有诈骗罪的一般性质，但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需要分别设定诈骗罪的行为结构和认定规则，防止扩大。在基本罪的层面，要“减”构成要件，犯罪的法定标准发生了变化。以“损失（金额）”和“情节”二元量化因素为基础，重建与基本犯罪应为 2. 适用于加重犯罪的起诉标准。根据最新修订，诈骗贷款罪应当从骗取贷款、贷款用途、实际损失、通报后及时还款等方面全面畅通合法、合法的途径。

2.地方金融监管权的性质

【作者】孟非

【项目】《政法》2022年第4期

【摘要】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的情况下，地方金融监管权的性质成为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中的一个模糊问题。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的产生、分配和遏制体现了其在特定金融领域作为国家权力的多维度特征。地方金融监管权的目的是实现保障弱势群体获得普惠金融服务的国家任务。地方金融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带动了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的产生和建设。地方金融监督权作为国家权力，需要区分立法主体和行政主体，形成中央和地方共同立法事务和地方行政事务的属性。中央与地方对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划分体现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也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并存，旨在形成良性互动和遏制关系。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实质是在发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通过寻求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立法和行政分权优化结构，提高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管效率。

3.董事在美日公司法下的合规与内控义务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作者】梁爽

【项目】《中外法》2022年第2期

【摘要】我国公司法的合规性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重新定位董事会职能，包括确立董事会的监督职能用银行贷款投资数字货币亏了判刑了，明确董事承担业务监督义务；不作为责任的问责路径，适时引入制度规则和董事制度义务。从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建立董事会经营监督职责，以及董事合规及相关制度义务，首先要在董事会与业务执行之间建立信息获取通道。另一方面，董事不作为是问责的核心。在明确业务判断规则适用的基础上，对“制度内容”和“危险信号”进行合理审查。对我国而言，商业判断规则可以作为法院对董事义务履行情况进行实质性审查的一种方法，并基于“等价因果关系”来区分非商业执行董事和商业执行董事的责任。董事，以及我国的公司治理。改进基于引入系统规则和董事的系统义务。只有通过上述重构，才能更好地在董事“合规与内控”等企业管理职责中寻求实质正义和社会效率。

4.金融法视角下的承租人在融资租赁中的利益主张权

【作者】冯辉

【项目】《法商研究》2022年第2期

Summary-Abstract：在融资租赁中，承租人要求收益返还的权利不能仅限于承租人在传统产权和合同规则下处于不利境地时对承租人的救济。为了平衡人民的利益用银行贷款投资数字货币亏了判刑了，有必要干预融资和借贷关系。明确融资租赁的借款属性，合理限制租赁标准。以收回的租赁物超过拖欠的租金等费用后的价值作为返还条件，以差额作为返还依据，不符合金融法的价值观念。民间借贷中的利率控制规则应类推，承租人支付的租金与出租人支付的成本加上可用利润之间的差额应予以置换。如果出租人因承租人无法支付剩余租金而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且承租人已支付超过出租人支付的成本加上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润的两倍合同成立后，出租人有权支付差价。要求退货。租赁物收回后的残值，从出租人的成本中扣除。行业主管部门应组织违约责任保险和行业风险基金，抑制承租人要求返还利益的负外部性。

5.市场化金融创新法律监管路径的反思与超越

【作者】邢会强

【项目】《现代法》2022年第2期

【摘要】市场化金融创新凸显规范与现实的矛盾。无论是选择性监管方式，还是规则扩展监管方式，以及以监管沙箱为代表的实验性监管方式，都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一冲突。以上三个路径都是在“手术”的层面上发展起来的。超越上述三个路径，我国应在“道”层面完善理念和制度，即完善金融法治基础，构建金融法治理念，制定《金融法典》或《金融法通则》，创新金融法。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市场化金融创新监管的法治化水平，需要建立市场化金融创新合法性更新机制，建立市场化金融创新合法性裁判体系，完善市场化金融创新的法律责任。

6.增信措施保障的反思与重构——基于我国司法判决的实证研究

【作者】朱小哲

【项目】《现代法》2022年第2期

【摘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余额补充、流动性支持等增信措施的理论主要有担保合同理论、匿名合同理论、债务加入理论和赌博协议理论四种。从《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语境来看，该条的内容可能会导致司法实践中将增信措施解释为担保合同。但是，增信措施的应用领域复杂多样，应根据其交易结构、交易习惯和行为目的来进行意图解释。在结构化融资和信托管理计划中使用增信措施时，主要债权不存在担保，根据担保合同无需说明。资产管理业务中的增信措施具有法律底线，不应理解为担保合同。即使在一般金融交易领域，增信措施也具有防止担保被纳入企业财务报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担保合同的各种限制性规则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应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权，并说明增信措施。对于独立的未命名合同。如果增信措施的担保意图明显，当然适用担保规则。如果增信措施被解释为无名合同而非担保，也可以考虑类推适用担保合同的规则，包括担保合同标的的资格限制、书面担保合同的形式、公司对外担保的决定、担保债权的转移或债务人变更的后果等。担保的一般推定、担保期限、担保人援引主债务人抗辩的理由等不应类推。

7.公司债券的私法性质和规则

【作者】叶琳

【项目】《清华法学杂志》2022年第2期

【摘要】我国公司债券的种类经历了从公司债券到公司债券，再到债务融资工具的演变过程，反映了我国公司债券融资政策的历史变迁。三类债券均为“企业信用债”，具有“还本付息”、“有价证券”、“集体因素”等属性，应适用相同或相近的私法规则，“ 《公司法》公司债券应适用规则。公司债券兑现货币债权，但因其证券和集体要素而不同于货币贷款合同。在处理公司债券纠纷时，不能简单地适用民法的合同解除规则。立法机关在修改《公司法》时，应关注公司债券的证券状况和集体因素，制定相对独立的公司债券规则体系，分门别类引入债券持有人大会和受托人制度，减少发行人公司债券。和过度控制交易，引导形成统一的公司债券纠纷裁决规则，推动形成符合市场化、法治化要求的公司债券规则体系。

8.“贷款基准利率”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司法适用偏差及其修正

【作者】谭启平；周冠宇

【项目】《法律评论》2022年第2期

摘要-摘要：在司法实践中，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代替贷款基准利率的司法适用普遍存在偏差。具体表现是法院对司法解释不当和要求当事人变更利率、随意变更协议或法定利率等，这不仅导致法律适用错误，损害当事人利益，而且进一步导致不同判决时常发生。同一案件，破坏了司法的统一和正义。原因主要是贷款基准利率已被取消的认知偏差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追溯效力不明确所致。基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渐进性和立法修订的滞后性，贷款基准利率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并存。实践中，应纠正自2019年8月20日起在贷款市场应用报价利率的不当做法，并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民法典时效规定》确定利率基准。此外，要对现行货币债务延期履行利息立法进行修订，建立货币债务延期履行利息一般制度，明确相关司法解释的追溯基准，实现规范化。统一利率标准。

9。论董事虚假陈述责任的过错认定——兼析《关于虚假陈述侵权赔偿的若干规定》

【作者】赵旭东

【项目】《国家检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摘要】过错推定是证券市场董事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责任的归属原则，也是我国立法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基础上做出的必然和合理选择。以及受害人损失的赔偿。根据过错推定原则，董事享有反证抗辩权。判断董事过错的基本标准是董事的注意义务或良好的管理。由于具体信息披露行为的注意义务难以证明，整体勤勉尽责成为判断董事过错的重要标准或替代依据。法院对董事虚假陈述的过错认定不应停留在法定的过错推定上，也不应对董事的反证提出高标准，而应建立以司法审判为重点，综合判断各种事实和证据的裁判。证据。想法和方法。新颁布的《关于侵权虚假陈述赔偿的若干规定》规定了董事过错认定的因素和依据、董事过错抗辩的四种常见事由如何采用、董事过错除外的几种情形，这对于判断董事的过错是最实用的。这也是失实陈述民事赔偿制度的重要突破和创新。同时，也需要对这些裁判规范进行理性解读、深入分析和正确运用。

10.不可替代代币的法律性质和风险治理

【作者】苏宇

【项目】《东方方法论》2022年第2期

【摘要】非同质通证是区块链技术和应用的重要创新。主要包括“以太坊征集提案”的染色方案和标准方案，业务场景丰富。将不可替代的代币视为物件、货币、证券或合约物，存在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应视为加密数字证书。非同质化代币可能在技术安全、网络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带来风险，在治理上面临更大的挑战。基于加密数字证书的表征，可以有效区分不可替代证书的技术层和应用层，从而明确不可替代证书的法律边界，确定监管机构和职责结构，完善治理框架和主要法律。机制和建立必要的技术标准体系等重大风险治理工作奠定基础。

11.境外经验及中国应对加密货币监管挑战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币为切入点

【作者】赵秉豪

【项目】《政法论坛》2022年第2期

【摘要】进入21世纪后，区块链技术和加密数字货币在金融科技（Fintech）领域备受关注。加密数字货币包括传统的比特币、以太币、数字法定货币和稳定币。以比特币为标志的加密数字货币旨在“货币去国家化”，其特点是颠覆传统企业融资路径，重构个人财务状况和国家金融市场，以新兴区块链技术为手段。全面的金融科技实验。作为连接加密数字货币与传统金融的桥梁，稳定币进一步成为去中心化金融（DeFi-Decentralized Finance）交易的基础解决方案。当前的稳定币模型层出不穷，技术架构迭代迅速，市值和流通量在全球范围内呈指数级增长。作为加密数字货币的金融科技创新产品，稳定币可能影响全球宏观金融格局和金融稳定。稳定币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关系到加密数字货币的发展，国外对稳定币的监管经验可以为加密数字货币的全面监管提供参考。因此，突破地域限制，研究世界主要国家稳定币的监管经验，探索我国稳定币的法律监管路径，具有特殊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12.元界空间造币权理论

【作者】袁曾

【项目】《东方方法论》2022年第2期

【摘要】作为全球资本角斗的新一代沉浸式互联网，元界将物理世界映射到数字空间，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和存在形式。目前，对元宇宙的监管缺乏统一的标准，对其空间的治理需要匹配相应的治理手段和能力，以适应数据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空间发展逻辑。数字人民币作为具有技术优势的数字法定货币，相比数字代币具有币值稳定、规模优势和国家信用背书等优势，满足跨境跨空间建设和监管的客观需要元界下的支付系统。当前围绕技术创新的竞争已经从实体领导扩大到标准制定。元界的造币权对于拓展数字经济的广度和深度，维护国家数字经济的主权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推进跨空间支付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数字人民币发行人可能面临垄断制裁、“长臂管辖”、法律法规难以适应互联网运营方式转变等诸多困难。空间权利和义务。要围绕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和空间应用制定长期立法规划，确定相对统一的数字经济治理规则，促进元界健康发展。

13.数字人民币担保体系框架建设

【作者】周宜军

【项目】《东方方法论》2022年第2期

【摘要】目前，我国数字人民币已进入试运行阶段。作为数字资产的典型代表，数字人民币蕴含着巨大的社会财富，也代表着科技发展的方向。建立数字人民币担保体系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结合我国数字人民币发行的技术基础和发行流通体系，需要引入智能合约的概念，完成数字人民币担保交易框架的构建。数字人民币具有天然的宣传性。基于自身的技术基础，其上的信息不易被篡改和溯源。这些技术保证了其上所保障的信息的安全性，并通过技术手段维护了宣传的公信力。数字人民币发行系统中有专门的登记中心，用于登记数字人民币的所有权。同时，依托我国已建立的较为发达的登记公示制度，可以赋予数字人民币担保权公示以公信力。在智能合约的帮助下，数字人民币在债务人违约进入智能合约时写入担保信息和担保权的实现。当触发实现担保权的条件时，智能合约自动执行，使担保权人获得抵押物的控制权，从而保证其安全性，以及实施的经济性和速度。

14.数字人民币私权理论

【作者】李建兴

【项目】《东方方法论》2022年第2期

【摘要】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技术框架可以概括为“一币两元三中心”。根据货币价值储存和交易媒介的功能，数字人民币具有私有权利属性。根据技术可控性和物理独立性，数字人民币可以作为物的对象。用户可以通过直接持有实现对数字人民币的绝对控制。数字人民币可纳入物权调整范围，相应构建其私有权利体系。存储在数字钱包中的数字人民币应归用户所有。确定用户之间的权利归属，还需要超越“占有即所有权”的规则，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实质审查。借助对公钥或密码的实际控制，可以作为占有的依据，降低权利归属证明的成本。用户作为权利人享有财产请求权。数字人民币遵循一般动产权利变动规则，包括实物交割和概念交割的公示方式，也会因混用、遗弃等原因被淘汰。

15.康美启示：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的制度突破与未完结问题

【作者】冷静

【项目】《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

【摘要】对于刚刚启动的中国版证券集体诉讼，康美药业案无疑一炮而红，成为了成功的典范。本案悬而未决的问题，既反映了整体性、交叉性、复杂性的实践挑战和理论难点，也指明了立法、司法、执法、学术研究等力量可能继续向前发展的方向。未来。

16.证券代表诉讼权利人范围认定程序的回顾与展望——来自康美药业案

【作者】刘哲伟

【项目】《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

【摘要】本文重点探讨了权利人范围确定程序的“隐蔽角落”。无论是司法解释还是法学理论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它也决定了案件的实质结果。保障广大投资者的诉求权具有重要意义。

17.康美药业重组视角下的破产法应对大规模侵权行为

【作者】陈夏红

【项目】《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

【摘要】康美药业重整案为我们思考破产法应对大规模侵权行为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在我国企业破产法正在修订的背景下，我们要充分关注群体性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从债权确权、程序参与和受害者偿还。在影响破产法基本秩序的前提下，作出制度性应对。如何妥善处理52037名证券投资者24.59亿虚假陈述侵权损失，是康美药业重整案中备受关注的特殊问题之一。本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反思破产程序中大规模侵权行为复杂性的机会。

18.从整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看非法集资刑法治理

【作者】叶良芳

【项目】《政法》2022年第2期

【摘要】从整体国家安全观来看，非正规金融的非法集资活动也与正规金融一样具有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因此也存在外部监管的必要性。针对非法集资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不同的危害后果，应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对各类诈骗集资，因其源于传统的自然犯罪，应从严惩处； ，因破坏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危及放款人资金安全，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服务主体生产性集资虽然存在一定的融资风险，但基于鼓励创新发展和稳定扩大就业的需要，全面非刑事化。从立法技术上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结构进行调整基本上是可取的，但对于生产性集资，宜使用“资金为项目”作为被动犯罪成分的基本要素。

19.论碳峰化和碳中和背景下绿色债券的发展模式

【作者】洪艳荣

【项目】《法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摘要】作为一种利用募集资金投资绿色项目的新型金融工具，绿色债券有助于实现碳中和，但在建立市场信任方面存在制度性困难，环境效益的正外部性没有有效内化。我国政府主导推动绿色债券发展，为经济转型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强制性制度变迁建设绿色债券新兴市场提供了范例。政府领导推动绿色发展战略目标和制度体系设计的统一高效。我国绿色债券面临巨大挑战：一是经济转型期绿色标准的本土化、募集资金绿色使用程度低、环境效益信息披露的非强制性；二是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仍是政府主导模式下绿色债券的主体。发行人和民营企业参与绿色发展的积极性不足，环境效益正外部性的内部化效果不明显；三是新兴市场绿色债券投融资主体激励约束机制不平衡，环境风险防控意识和管理手段缺失。 ，绿色债券后续监管难。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goal of peaking carbon and carbon neutrality, while retaining the government-driven advantage and giving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market,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my country's green standards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creasing the greenness of the use of raised funds, and forcing the disclosure of environmental benefits information. And highlight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enhance the positive incentives for investing in green bonds, and complete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constraints for "greenwashing" and other violations, promote the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ethods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climate risks, make full use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to implement effective supervision, and open green bonds. Develop a new journey.

20。 The regulatory dilemma and solutions to the new crime of manipulating the securities market

【Author】Fang Huiying

[Item] "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2022 Issue 1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securities market trading technology has spawned a new type of securities market manipulation crime. In the face of new crimes of manipulating the securities market, traditional regulatory methods are inadequate and face many difficulti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 lag of criminal law is difficult to eliminate,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makes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legal regulation, protec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t is difficult to grasp the "scale" of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to contain technical risks.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mentioned predicament and maintain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authorization chain of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under the existing legislative model, and to further clarify the content of "the bottom line" in Article 182 of the Criminal Law through two authorizations. Tak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ervision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of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establishing a data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 and a dynamic real-time supervision mechanism, obtaining accurate data information in a timely manner, repairing the defects of traditional post-event supervision methods, and realizing risk early warning. Establish a hierarchical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manipulating the securities market, improve the pre-law first and criminal law last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right time for criminal law to regulate securities market manipulation. The securities market trading technology is chang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 and its core value should be brought into play under the correct guidance and constraints of the legal system framework,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function, prevent its drawbacks, and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urbing technological risks.

21.The legal basis and practical points of handling bank card theft disputes

【Author】Chen Su

【Item】《Journal of Law》2022 Issue 1

【Abstract】The legal handling of bank card theft disputes has been basically carried out along the line of contract law in judicial practice so far. Although this kind of conventional thinking can give legal pacification to the parties and lead to legal order in the application of bank cards, it is actually at the cost of depleting efficiency and weakening justice. Bank cards are qualified securities that represent the property rights of the cardholders.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 of the right holder in use, the identification obligations of the relevant obligors, the mode of attribution and the reasons for exemption are inherent rules, which are not usually covered by the rules of contract law. Covering, for example, the securities relationship on the bank card is separated from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formed thereon, and the obligation to identify the card owner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ard's possession status and the cardholder's fault. Therefore,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dealing with bank card theft disputes, we should grasp the legal nature and application rules of bank cards as a certificate of rights, and take this a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counterfeit card theft and network theft, and thus develop bank card theft. The setting of the situation category of the case and the corresponding handling rules.

22.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Path of Insider Trading Crimes: From the Issuer's Licensed "Insider Trading"

【Author】Song Yiyang

【Item】《Law Review》2022 Issue 1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some American scholars have advocated that insider trading permitted by the issuer is allowed. In my country's law enforcement environment, the above behavior will most likely be identified as administrative illegality, but whether it will naturally lead to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arties involved The prosecution is up for debate.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legal interest identification theory of insider trading crime in our country, and advocates that the legal interest worthy of criminal law protection in insider trading should b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anti-fraud theory based on fiduciary duty. Judicial organs should make independent judgments on insider trading cases, and in cases where the issuer permits and discloses the behavior of specific insider insid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transaction in a timely manner, even if the existence of excess returns and the actor's information superiority can be proved. Since there is no fraud against issuers and shareholders, the possibility of decriminalization should still be considered. In this way, it is hoped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stable and restrained judgment path for judicial practice, and to alleviate the current practical problem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s grasp the rhythm of "criminalization" of insider trading.

23.The logic of judicial determination of network pyramid selling crime and its amendments

【Author】Yin Bo

【Item】《Comparative Law Research》2022 Issue 1

【Abstract】Based on the fraud nature of pyramid selling crimes and the many forms derived from network pyramid selling, the original definition of the crime of organizing and leading pyramid selling activities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punishing network pyramid selling crimes, and should be based on the dual consideration of system and practice , make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s to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ry of network pyramid selling crimes. The crime of organizing and leading pyramid selling activities and the crime of fund-raising fraud are in a cross-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and the two should be balanced in sentencing. The crime of online pyramid selling may not necessarily be higher than the crime of traditional pyramid selling in terms of the degree of infringement of legal interest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Documents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three-level standard of 30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pyramid selling activitie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online pyramid selling crimes. Paying a cyber team should not constitute a crime. For the mixed pyramid scheme, it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judged based on the elements of "defrauding property". For the act of providing network services for the crime of network pyramid selling, the circumstances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to apply to joint crime, crime of illegal use of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crime of assisting crime of information network. In the comprehensive identification of evidence for online pyramid selling crimes, the objective evidence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the central proof role of Internet electronic data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 rules of collecting verbal evidence from those involved in pyramid selling activities should be revised one by one.

Organization: Jiang Longyu